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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房子》启示录

1999-09-30 来源:光明日报 蔡葵 我有话说

《草房子》的结构很别致,它没有完整一贯的故事,而是以桑桑这个善良敏感的孩子眼光,扫描了六十年代初南方水乡油麻地小学及其周遭社会散乱而多彩的人生。小说突出描写人物,全书九章,采撷了十几位相对独立人物的光彩片断,连缀编织成了一整幅奇丽迷人的艺术天地,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各类人物的精神性格和心理气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晶莹鲜亮、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比如秃鹤,因秃头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和取乐,他从高兴地答应,到碰不得,到故意用秃头来捣乱。受到众人冷落后,又用秃头悔过,成功了却大哭一场。又如细马,来到养父家人地生疏离群寡欢。不久因遭水灾,家产荡然无存,养父病故,养母精神恍惚。原已准备回老家的细马,却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另一个孩子杜小康曾骄富一时,与细马相似也遭受了人生变故,过早地咀嚼了生活的艰辛。也许是作品柔和温馨的情调更适宜表现女性形象,我感到书中的纸月、白雀和温幼菊等似乎更优美动人感人肺腑。纸月学习优秀,写一手好字,以及她与桑桑两小无猜的情愫,都给人留下了恬静、清纯和美好的印象。最后她的悄然离去,更使人揪心和落泪。这是一个苦命的象征,是作者用心血浇铸的一座雕像。白雀和温幼菊,作品几乎没有怎么正面描写她们,但也给人鲜明的印象。白雀的命运不完全是她古怪脾气的父亲造成的,这是旧式妇女的老故事,是在明丽阳光下旧社会留下的阴影。而温幼菊恰似她唱的那首歌:“轻柔却又沉重,哀伤却又刚强地在暖暖的小屋里回响着”;恰似药寮里“那袅袅飘起的淡蓝色的蒸气”,你抓不住它,但却是“让人头脑清醒的药香”。书中秦大奶奶形象的创造尤其值得重视,她不是胡搅蛮缠的恶婆子,她对那块土地的眷恋,是对自己几十年心血汗水乃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亲人的忠贞和坚守,是善良百姓在那个年代唯一可行的表现。她后来与学校融为一体,以及她告别人世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方式,并不是她性格的逆向而是逻辑的自然发展。她像她所喜爱的艾草一样,“终日散发着特有的香味”。这个形象的塑造,加强了作品的时代氛围,拓宽了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增添了作品的力度。这部小说的人物描写既是如此简约含蓄,但又幽深入微、蕴寄丰富,是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忽视人物塑造,视典型化原则为“过时”,提倡无人物之类的“三无”小说,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和启示。

《草房子》描写人物与传统小说偏重情节和环境,多在行动中刻画人物的描写方法不同,它善于写人物微妙的情感关系,表现心灵的颤音和丝丝缕缕的酸楚和慰籍,强调人物的抒情性和心灵化,仿佛它并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而是以人物来抒情。所以情调的渲染在作品中显得很是重要,尤其是有些段落末尾那一声轻轻的喟叹,绝不是可以忽略的随意的一笔,而起着烛照和完成人物事件的作用。桑桑母亲得知纸月身世后“倚在门框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由衷地吐露了对这个没娘孩子的深切同情。当细马自豪地站在重整家园的砖堆上时,“余辉与红砖的颜色融在一起,将细马染成浓浓的土红色”,情景交融地赞美了他的坚毅。杜小康把全部家当五只双黄鸭蛋送给桑桑,桑桑则卖了心爱的鸽子支援他,他俩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抓住手“使劲地、不停地摇着”,表达着彼此的感动。小说末尾那十四声枪声,又是多么强烈地传达了穿越死亡后父子俩的悲壮和狂喜啊!这类描写像珍珠般散落在作品中俯拾即是,它们把人物的感情推到了极致。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草房子》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名言的正确,给我们的创作以重要的启示。正是这种强烈的感情色彩,使《草房子》获得了“诗体小说”和“小说中的小说”之类的美誉。

《草房子》主要写童年往事,是为孩子们吟唱的一首人生之歌。它追求的是一种单纯自然、清新灵动和意趣天成的美学风范。但是如果因此仅仅把它当作一篇美文,一篇出色的儿童文学,那就显然偏离了创作的初衷,局限了作品的意义。《草房子》的作者曹文轩,是一位富于理性思考的年轻学者,是一位有理想有信念的严肃作家。他在《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一文中明确提出:“近来我将文学的使命凝结成一个清醒的意识: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如此使命,无疑是崇高的。”“我们无由放弃对神圣的守望”。他在《草房子》的“代跋”中又称之为“追随永恒”。前面我们分析了作品突出描写人物,写人是为了抒情;而抒情的实质就是寄托审美理想,“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例如作品通过秃鹤所表现的自尊和倔强,细马的乡愁和坚毅,杜小康与桑桑在困境中的相扶,白雀和蒋一轮对爱情的追求与幽怨,许多人对纸月的悲悯情怀,以及桑桑和温幼菊对生死的体验,等等。总之,作品中充溢了对人物的终极关怀,贯穿着强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能使人的心灵净化,善良的人性复归。正是因此,曹文轩的创作在艺术上就精致而不纤巧,美丽而不弄姿,风趣而不轻佻,神韵而不空灵,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和启示。这充分说明正确的思想观念和理性力量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要做一名好作家就必须从理性方面深化和提高自己。没有正确的智慧、真正的学问和深化的理性精神,就成不了一名好作家。

曹文轩是一名大学教授,他说自己从事文学创作“仅仅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欲望”,“因为它满足了我的情感需要与审美需要”。这种出于兴趣和旁骛式的写作心态,不是以艺术娱己娱人的闲情逸致,而是与急功近利、追求轰动效应的浮躁心态对立的。正是这种自由平和、深邃达观的创作优势,更增加了他阅世挥毫的从容和自信,使他的作品也具有一种清纯肃穆和超凡脱俗的灵气。

《草房子》的结构很别致,它没有完整一贯的故事,而是以桑桑这个善良敏感的孩子眼光,扫描了六十年代初南方水乡油麻地小学及其周遭社会散乱而多彩的人生。小说突出描写人物,全书九章,采撷了十几位相对独立人物的光彩片断,连缀编织成了一整幅奇丽迷人的艺术天地,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各类人物的精神性格和心理气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晶莹鲜亮、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比如秃鹤,因秃头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和取乐,他从高兴地答应,到碰不得,到故意用秃头来捣乱。受到众人冷落后,又用秃头悔过,成功了却大哭一场。又如细马,来到养父家人地生疏离群寡欢。不久因遭水灾,家产荡然无存,养父病故,养母精神恍惚。原已准备回老家的细马,却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另一个孩子杜小康曾骄富一时,与细马相似也遭受了人生变故,过早地咀嚼了生活的艰辛。也许是作品柔和温馨的情调更适宜表现女性形象,我感到书中的纸月、白雀和温幼菊等似乎更优美动人感人肺腑。纸月学习优秀,写一手好字,以及她与桑桑两小无猜的情愫,都给人留下了恬静、清纯和美好的印象。最后她的悄然离去,更使人揪心和落泪。这是一个苦命的象征,是作者用心血浇铸的一座雕像。白雀和温幼菊,作品几乎没有怎么正面描写她们,但也给人鲜明的印象。白雀的命运不完全是她古怪脾气的父亲造成的,这是旧式妇女的老故事,是在明丽阳光下旧社会留下的阴影。而温幼菊恰似她唱的那首歌:“轻柔却又沉重,哀伤却又刚强地在暖暖的小屋里回响着”;恰似药寮里“那袅袅飘起的淡蓝色的蒸气”,你抓不住它,但却是“让人头脑清醒的药香”。书中秦大奶奶形象的创造尤其值得重视,她不是胡搅蛮缠的恶婆子,她对那块土地的眷恋,是对自己几十年心血汗水乃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亲人的忠贞和坚守,是善良百姓在那个年代唯一可行的表现。她后来与学校融为一体,以及她告别人世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方式,并不是她性格的逆向而是逻辑的自然发展。她像她所喜爱的艾草一样,“终日散发着特有的香味”。这个形象的塑造,加强了作品的时代氛围,拓宽了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增添了作品的力度。这部小说的人物描写既是如此简约含蓄,但又幽深入微、蕴寄丰富,是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忽视人物塑造,视典型化原则为“过时”,提倡无人物之类的“三无”小说,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和启示。

《草房子》描写人物与传统小说偏重情节和环境,多在行动中刻画人物的描写方法不同,它善于写人物微妙的情感关系,表现心灵的颤音和丝丝缕缕的酸楚和慰籍,强调人物的抒情性和心灵化,仿佛它并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而是以人物来抒情。所以情调的渲染在作品中显得很是重要,尤其是有些段落末尾那一声轻轻的喟叹,绝不是可以忽略的随意的一笔,而起着烛照和完成人物事件的作用。桑桑母亲得知纸月身世后“倚在门框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由衷地吐露了对这个没娘孩子的深切同情。当细马自豪地站在重整家园的砖堆上时,“余辉与红砖的颜色融在一起,将细马染成浓浓的土红色”,情景交融地赞美了他的坚毅。杜小康把全部家当五只双黄鸭蛋送给桑桑,桑桑则卖了心爱的鸽子支援他,他俩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抓住手“使劲地、不停地摇着”,表达着彼此的感动。小说末尾那十四声枪声,又是多么强烈地传达了穿越死亡后父子俩的悲壮和狂喜啊!这类描写像珍珠般散落在作品中俯拾即是,它们把人物的感情推到了极致。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草房子》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名言的正确,给我们的创作以重要的启示。正是这种强烈的感情色彩,使《草房子》获得了“诗体小说”和“小说中的小说”之类的美誉。

《草房子》主要写童年往事,是为孩子们吟唱的一首人生之歌。它追求的是一种单纯自然、清新灵动和意趣天成的美学风范。但是如果因此仅仅把它当作一篇美文,一篇出色的儿童文学,那就显然偏离了创作的初衷,局限了作品的意义。《草房子》的作者曹文轩,是一位富于理性思考的年轻学者,是一位有理想有信念的严肃作家。他在《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一文中明确提出:“近来我将文学的使命凝结成一个清醒的意识: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如此使命,无疑是崇高的。”“我们无由放弃对神圣的守望”。他在《草房子》的“代跋”中又称之为“追随永恒”。前面我们分析了作品突出描写人物,写人是为了抒情;而抒情的实质就是寄托审美理想,“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例如作品通过秃鹤所表现的自尊和倔强,细马的乡愁和坚毅,杜小康与桑桑在困境中的相扶,白雀和蒋一轮对爱情的追求与幽怨,许多人对纸月的悲悯情怀,以及桑桑和温幼菊对生死的体验,等等。总之,作品中充溢了对人物的终极关怀,贯穿着强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能使人的心灵净化,善良的人性复归。正是因此,曹文轩的创作在艺术上就精致而不纤巧,美丽而不弄姿,风趣而不轻佻,神韵而不空灵,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和启示。这充分说明正确的思想观念和理性力量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要做一名好作家就必须从理性方面深化和提高自己。没有正确的智慧、真正的学问和深化的理性精神,就成不了一名好作家。

曹文轩是一名大学教授,他说自己从事文学创作“仅仅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欲望”,“因为它满足了我的情感需要与审美需要”。这种出于兴趣和旁骛式的写作心态,不是以艺术娱己娱人的闲情逸致,而是与急功近利、追求轰动效应的浮躁心态对立的。正是这种自由平和、深邃达观的创作优势,更增加了他阅世挥毫的从容和自信,使他的作品也具有一种清纯肃穆和超凡脱俗的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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